此时宪法所发挥的主要功能是制度权威的塑造功能。
实践中确需更名的，必须坚持比例原则，从正当性、适当性、必要性、均衡性等方面充分进行论证，并对区划调整权进行全面规范。（四）关于乡镇一级的调整乡镇一级在我国是最基层的行政区划建制，整体数量庞大，在行政区划纵向调整的梯度体系中，层级最低，调整难度最小，近年来的调整非常频繁。
[44]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省级区划的频繁调整，与国家当时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等密切相关，并非区划常态。行政区划制度不仅有明确的宪法条文加以规范，而且是我国通用的宪法学教科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48]参见张震：《中国市制改革之探讨——以市的宪法内涵为主线》，载《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4期。有学者指出，行政区划调整是一个内容广泛的概念，包括行政建制、行政区域隶属关系和行政级别的变更以及行政治所的迁移等。也要面向不同的行政区划级别设置的具体优化。
[54]参见赵聚军：《加强行政区划工作的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研究》，载《人民论坛》2022年第17期。从生态文明上看，有利于更好维护优良的生态环境。未来，应进一步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加强和改进合宪性审查与备案审查制度、能力和质量建设，落实宪法解释程序机制，确保所有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和行为规范符合宪法的精神、原则和规定。
中国宪法学的理论体系既包括宪法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中国宪法学的产生与发展、宪法学的分类与特征等宪法学基本原理，又囊括宪法本体论（宪法概念与本质、宪法关系与规范、宪法效力与作用等）、宪法运行论（宪法修改、宪法实施、宪法解释、宪法监督等）、 国家制度（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等）、公民的基本权利（平等权、政治权利、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社会经济权利、文化教育权利、监督权与请求权等）与义务（遵守宪法和法律、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依法服兵役、纳税等）、国家机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一府一委两院等）、国家标志（国旗、国歌、国徽、首都）等宪法基本理论，是立足中国宪治实践、基于中国宪法文本所构成的科学理论和学说的有机统一。现行宪法以历史叙事开篇，充分彰显宪法对历史的尊重，这是中国宪制建构的历史依据，昭示中国宪法具有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宪法的独特根基，也是中国特色宪法学三大体系建构的认知前提。宪法学理论作为法学和法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宪法学理论的交流与对话是政治文明交流互鉴的表现。首先，深入发掘中国宪法学的理论渊源。
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十一个坚持的重要内容，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工作。宪法学三大体系建设作为法学三大体系建设的基础性工程，于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意义非凡。
譬如，在制定监察法、修改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时进行合宪性审查，遵循宪法规定和宪法原则作出适当处理，在备案审查工作中认真研究和妥善处理合宪性、涉宪性问题，由有关法制工作机构审查后提出处理意见。这个理论即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回顾我国宪法制度发展历程，我们愈加感到，我国宪法同党和人民进行的艰苦奋斗和创造的辉煌成就紧密相连，同党和人民开辟的前进道路和积累的宝贵经验紧密相连。其二，宪法需要深入人心。
其三，宪法需要全面实施。中国宪法既是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成果的结晶，也是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经验的总结。现行宪法既是党领导人民在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实践中形成，又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其次，全面建构中国宪法学的理论体系
《青海省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2000年7月3日审议通过）第8条第3项。[26]参见沈岿：《国家赔偿法：原理与案例》（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5-186页。
由于违法概念狭义论建立在我国依法行政原则的弱他律性之上，所以作为依法行政重要举措的行政执法责任制同样不可能摆脱狭义论的束缚。因此，内部行政法并不会导致行政机关摆脱合法性控制，相反其作为一种内部事先控制技术，担保行政机关对外作出行政行为合法性[57]。
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0页。根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2007年）第2条第3款的规定，除法律、其他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外，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只能补充规定本条例第三章未作规定的应当给予处分的违法违纪行为以及相应的处分幅度。两相比较，尽管缺陷或错误行为说较现存义务说更加具有实操性，但两者的原理是相通的，都是将义务作为中介实现过错认定的客观化。[17]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6页。[15]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6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555-556页。尽管这种关于过错责任主观性过强的指摘未必公允，[16]但其对此后的行政立法和实践确实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中当然也包括行政执法责任制。
[46]蔡颖雯：《论侵权过错的概念》，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22页。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管理规定》第11条明确列举了多项缺乏期待可能性的事项，包括：对发现的非法、违法行为已经依法查处已责令改正、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或者依法处罚，但因不可抗力或者行政相对人行为，以及执法部门及执法人员以外的因素，依然出现违法行为、违法后果和不良后果的情形。
[32]分别参见《广东省行政执法责任制条例》（1999年11月27日审议通过）第45条第2款。[36]杨解君：《行政违法论纲》，东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1页。
[34]参见陈兴良：《刑法中的责任：以非难可能性为中心的考察》，载《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3期，第20页。事实上，由于我国行政法实践采取的是违法概念的狭义解释，因而导致过错概念很难被融入违法概念之中。
也有规章则界定为因故意或者过失出现违法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3]。[14]参见马怀德主编：《国家赔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页。如公务员在执行公务中因突发疾病而导致其未能履行法定义务，对该公务员而言是意外事件，可以阻却其行政违法的构成。尽职免责改革明确履职标准，为行政执法人员履职尽责提供行为标准，具有强化问责追责和促进履职尽责的行为指导功能。
《指导意见》在将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列为尽职免责改革目标的同时，也为其设定了具体的制度背景。[58]参见章剑生：《作为担保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内部行政法》，载《法学家》2018年第6期，第73页。
《公务员法》（2018年修订）第12条就为公务员设定了忠于宪法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忠诚义务和忠于职守、勤勉尽责的职业操守义务。[62]闫辰：《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党员领导干部正向激励与容错纠错机制建设：逻辑与路径》，载《中共珠海市委党校珠海市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第32页。
顾名思义，补充规定只是对于增加应受处分行为的立法授权，并不能扩大解释为有权对不予或免予追责情形作出减负规定。实现这一保障功能的有效手段就是引入免责机制，避免因责任客观认定所带来的责任范围扩大，为行政执法人员建立合理的行为预期。
[45]王贵松：《依法律行政原理的移植与嬗变》，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2期，第97页。与此相应，违法在外延上就表现为以下种类：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滥用职权或者不履行或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在不改变违法概念狭义解释的前提下，履职标准相对宽泛的表意使之有可能吸收和接纳不成文法源作为行为规范的补充，从而克服狭义违法概念难以有效约束行政执法人员行为的不足，为过错认定客观化的真正落地创造条件。而内部行政法则可以借助其在预防和纠正政府错误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直接针对权力的运作规律及其可能产生错误的各个细节加以规制，从而有效弥补外部行政法的不足。
以保障与指导为功能构造的尽职免责改革，既契合了促进执法人员履职尽责的改革初衷，也是与国家监察体制深刻变革相适应的衔接机制。[37]参见吴孟栓：《全面理解、准确界定尽职免责，鼓励公职人员履职担当》，载《工商行政管理》2018年第17期，第16页。
（一）违法概念作为行为指导的局限行政执法人员的行为标准是什么，如何才能避免被追责问责？在尽职免责改革之前，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清晰明确的解答。更何况，行政执法人员的责任追究还是一种内部程序，难免受制于息事宁人、不做恶人的机关内部文化，在慷国家之慨而不得罪人的心态之下，导致责任追究的怠于履行。
事实上，这种免责机制的探索，早已在各地的执法责任制实践中出现。《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2007年）第3条第2款规定，给予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应当与其违法违纪行为的性质、情节、危害程度相适应。
